当代教育与文化杂志社

关键词：汉藏 交融 文化交流

王子奇 徐百永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激发各民族共同文化的活力,就是要铸牢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交往交流交融所造就的水乳交融的集体智慧结晶。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向新时代、新征程稳步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主线,这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要求,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指向。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始终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探寻汉藏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大批学者以一种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对汉藏民族间的融合轨迹进行探究。

 

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重点整理能够直接反映历史上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对已有研究方向进行分类梳理,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综合性研究

国内学界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兴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研究更加得到重视。这既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重焕生机有关,也与我国构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时代要求相关,汉藏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关系,是千百年来持之不变的主题。在对某项学术主题作出分析的时候,综合性研究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通过对综述性文章的分析与通论性著作的研读,研究者可以快速了解当前学界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已有研究成果以及不足之处。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综合性研究著述颇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综述性文章

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综述性文章主要侧重于展现汉藏文化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关系,虽然在研究深度上有所不足,但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

 

1.综合探讨不同领域的文化载体。该研究重视对不同文化载体的串联性探讨,十分强调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载体的多元性。周润年(2)周润年:《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36—40页。通过梳理藏汉文史料,分析历史上汉藏民族在雕版印刷、佛经译介、文史典籍、建筑测绘等多个方面的文化交流。蒲文成(3)蒲文成:《汉、藏民间文化交流述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30—38页。着眼于汉藏民族在生产生活、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文化艺术等领域彼此间的交融吸收,分析这些文化承载物在沟通两族人民心理情感方面的纽带作用。喜饶尼玛、央珍(4)喜饶尼玛、央珍:《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202—210页。提炼民国汉藏文化交流的时代特点,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内容和要素,重点阐释在佛教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交流。薛学仁(5)薛学仁:《元代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70—73页。从经济交往、文字创制、文史佛医交流、建筑雕塑四种不同文化的承载领域,论证西藏纳入元王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2.综合分析汉藏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该领域重点关注汉藏民族文化在历史中相互交织的多维度变迁和融合。沈卫荣指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一种性质单一的文化,而必然具有‘跨文化性’。”(6)沈卫荣:《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写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出版之际》,《中国民族》2011年第9期,第65页。徐国宝提出,“藏文化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为藏文化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华母文化母体的共性。”(7)徐国宝:《藏文化的特点及其所蕴涵的中华母文化的共性》,《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126页。杨胜利(8)杨胜利:《汉藏文化融合视域下的藏族文化象征符号》,《西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94—101页。认为,在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藏族文化系统中,汉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政治典章、伦理习俗、天文历法等从外在形式上体现出来,在内在意蕴中,藏文化也通过吸收中原文化的传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智汪(9)王智汪:《论民族意义上的藏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1—16页。亦从理论概念的层面讨论藏文化与中华母文化之间的关系。

 

3.综合评述汉藏文化交流研究状况。此方面成果较少,王海燕、喜饶尼玛(10)王海燕、喜饶尼玛:《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0—118页。以历代汉藏关系发展过程为线索,综合分析唐、元、明、清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相关学术成果,文章收集全面,分析深入透彻。

 

(二)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通论性专著

通论性专著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章相比各有侧重点,且关注的领域更宽、研究视野更广。专著主要以朝代演进为研究主线与脉络,其中有开篇性的数黄玉生等人编著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11)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等编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藏汉文史料为研究基础,全面阐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其中上篇讲述政治关系史,下篇讲述经济文化关系史,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大主题下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刘忠的《汉藏文化交流史话》(12)刘忠编著:《汉藏文化交流史话》,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一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从历史、宗教、敦煌学、科技四个方面概括汉藏文化交流的基本领域,清晰地勾勒出几千年来汉藏文化交流的基本历史。吴明悌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13)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按朝代更迭顺序,把历代汉藏工艺美术的文化交流分为勃兴期、衍生期、繁荣期、圆融期、鼎盛期,梳理唐以来的汉藏工艺文化交流状况,对交流的内在动因和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蒲文成、王心岳合著的《汉藏民族关系史》(14)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也很具有代表性,整理分析了大量的汉藏古籍、考古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在结合实地考察基础之上,从多个角度探究汉藏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演进脉络,以朝代分期为研究主线与纲要,清楚地呈现汉藏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过程。此外,王尧的《藏汉文化考述》,(15)王尧:《藏汉文化考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谢继胜的《汉藏佛教美术研究》、(16)谢继胜编:《汉藏佛教美术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风马考——西藏民间宗教、仪轨与神话》,(17)谢继胜:《风马考——西藏民间宗教、仪轨与神话》,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年。吴健礼的《古代汉藏文化联系》(18)吴健礼:《古代汉藏文化联系》,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对此主题也多有涉及。总体来看,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相关著作的通论性强,覆盖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研究面广,涵盖交流的各个领域。

 

二、文化之维

藏民族传统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总观西藏历史,除唐代以前渺茫无稽外,未有能脱离佛教关系”、“西藏文化即纯粹佛教文化”,(19)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第6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1年,第28页。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的底色。

 

(一)以宗教交流为中心

宗教交流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探寻点。“藏传佛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20)李德成:《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国藏学》2020年第2期,第6页。相关著述大都以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系统探究,进而认知佛教文化在汉藏交融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枢纽作用。

 

1.汉藏宗教文化交流总体分析。佛教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中介,因而开展专项研究必须进行总体把握。沈卫荣(21)沈卫荣:《汉藏佛教艺术与国家认同的建构》,《文化纵横》2018年第1期,第92—99页。指出,研究藏传佛教艺术时不仅要研讨其艺术价值,同时要探究汉藏民族在文化、宗教、艺术上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历史。李德成(22)李德成:《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第5—16页。揭示了藏传佛教作为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本质属性,指出其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尕藏加(23)尕藏加:《从历史视域中管窥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以早期汉藏佛教交流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第59—67页。立足于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的双重维度,对唐蕃之间佛教文化交流进行了论证,不仅反映了汉藏佛教的同宗同源,也呈现了汉藏民族文化早期交流、交融的具体情形。而王丽媛、(24)王丽媛:《试论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法音》2015年第10期,第46—49页。周拉(25)周拉:《试析汉、藏两地佛教的互动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35—41页。等学者皆认为佛教是汉藏文化交流的主体,从历史层面探讨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李清凌(26)李清凌:《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第115—118页;李清凌:《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藏学》2001年第3期,第67—71页。从形成渠道、发展环境、教义内容等方面出发,对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性和现实统一性。

 

2.汉藏宗教文化交流断代分析。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来进行宗教文化研究,能够突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宗教文化交流的特点与重心。孙悟湖(27)孙悟湖:《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5—120页。对唐蕃时期汉藏佛教交流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真实呈现了汉藏文化早期交流的具体情形。石硕、邹立波认为,汉地禅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僧团入藏,在“吐蕃佛教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因素,特别是禅宗的因素……成为后世藏传佛教文化的底色”。(28)石硕、邹立波、黄博等:《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页。而从孙悟湖、(29)孙悟湖:《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36—43页;孙悟湖:《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略述》,《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58—65页。王川、(30)王川:《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34—40页。王海燕(31)王海燕:《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63—73页。等学者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中华文化是在汉藏宗教文化的频繁交流和认同趋向中铸就的,是不断凝聚形成的民族共有文化。

 

3.汉藏佛教文本分析。通过对佛教文本的释读,能够找寻历史上汉藏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事实与共通之处。目前学界对于藏汉佛教文本探究成果颇多,王黎(32)王黎:《从吐蕃佛经目录分类看汉藏文化交流》,《西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37—44页。通过汉藏佛经目录的对比分析,说明汉地佛教和汉文佛经目录分类思想对吐蕃的影响,并认为正是这种影响体现着汉藏文化的交融,为藏文佛经目录分类思想注入了多元文化元素。廖旸(33)廖旸:《从黑水城星曜曼荼罗看汉藏夏之间的文化勾连》,《敦煌研究》2018年第4期,第31—44页。借由西藏与内地的佛经文本材料对比,在解读西夏图像的基础上,对汉、藏、西夏等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事实进行了准确把握。而旺多,(34)旺多:《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第58—63页。陈践,(35)陈践:《敦煌古藏文P.T.992〈孔子项托相问书〉释读》,《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第96—105页。廖旸,(36)廖旸:《明代〈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探索——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侧面》,《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180—189页。王鹏、安俊秀,(37)王鹏、安俊秀:《民国四川藏汉佛经译刻刍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1期,第52—57页。李梦溪(38)李梦溪:《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20年第1期,第161—169页。等学者的文章中,都将佛经翻译作为重大的文化传播活动和文化再生活动进行详细分析,皆是佛教文本研究的突出成果。

 

4.汉藏宗教神祇形象分析。汉藏宗教文化交流融合对人们精神信仰的影响,突出表现于宗教视野下汉藏文化相互吸收交融的神祇形象迁徙。才让,(39)才让:《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80—87页。加央平措,(40)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为中心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00—219、224页。石硕、邹立波,(41)石硕、邹立波:《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清代至民国时期巴塘关帝庙内涵之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49—54页。武沐、王慧娟(42)武沐、王慧娟:《安多地区汉族神祇崇拜类型解析》,《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96—201页。等学者的文章,皆对这一现象做了重点分析。汉族神祇在不同目的主导下进入藏区后,与本土文化结合产生了不同的体认结果。这不仅喻示了西藏地区多元文化的并存,也是汉藏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交往交流与相互融合的深刻体现。

 

5.民国宗教组织研究。民国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动荡,中原与西藏地区佛教文化的交流成为维系两者关系的重要桥梁。在此期间,一大批由地方政府支持设置与民间宗教人士自愿参与的宗教组织,为稳定局势、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突出作用。相关著述以重庆汉藏教理院、上海菩提学会等机构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机构的形成过程、时代背景、重要人物、历史意义、当代价值等进行了讨论。何洁、王川(43)何洁、王川:《“汉藏教理院”及其当代价值》,《西藏研究》2020年第S1期,第70—75页。对“汉藏教理院”基于办院模式而产生的一系列实践进行了整理,指出其沟通中原与西藏地方文化交流、增进汉藏民族感情的积极意义。何洁,(44)何洁:《浅析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37—141页。多尔吉、王川,(45)多尔吉、王川、何洁:《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59页。杨孝容(46)杨孝容:《论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佛教教育中心的汉藏教理院》,《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3—122页。等学者在文章中皆对“汉藏教理院”联结西藏地方与中原文化的意义予以肯定。王海燕(47)王海燕:《“菩提学会”与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4期,第135—141页。指出,菩提学会对汉藏文化同存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是汉藏文化融合的历史典范,更为当下汉藏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流提供了借鉴。

 

6.藏传佛教近代传播研究。历史上的汉藏文化并非单向度交流,藏传佛教自形成以来,一直向东进行传播与拓展。石硕在《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中指出,“西藏的文明自吐蕃时代以来在地域空间上大体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48)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这无疑对汉藏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作用,极大地推进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民国时期,汉藏民族佛教方面的交往空前繁荣,“在历史的罅隙中构建了文化交流的平台。”(49)王海燕:《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64页。王海燕、喜饶尼玛(50)王海燕、喜饶尼玛:《“留藏学法团”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第105—112页。指出,“留藏学法团”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中原的流传,展现着民国时期汉藏宗教文化交流的脉络,丰富了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此外,吴平,(51)吴平:《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25—27页。文厚泓(52)文厚泓:《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26—32页。等学者的文章,同样对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传播的内涵与影响进行了学理分析,对其弘传佛教文化,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做出了历史评价。

 

(二)以器具研究为缘起

承载着文化象征意义的器具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载体,通过一种静态的物质呈现,形象地演绎了动态的汉藏民族交流过程,并“作为汉藏交流的视觉表达进入学术讨论之中”。(53)刘冬梅:《汉藏文化交流史中的艺术品及其象征意义:一件织锦唐卡的历史语境转换》,《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第125页。器具研究在近些年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多是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而进行的个案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器具研究始终离不开佛教文化的主题。

 

1.宗教器具研究。宗教器具是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呈现,是不同时代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元素。刘冬梅(54)刘冬梅:《汉藏文化交流史中的艺术品及其象征意义:一件织锦唐卡的历史语境转换》,第122—136页。引进了西方人类学的语境理论,对西藏山南博物馆所藏的永乐织锦唐卡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新语境中,永乐织锦唐卡的美学特征与历史信息不断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主题发生联结。此外,谢继胜,(55)谢继胜:《唐卡起源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第101—120页。吴秋野,(56)吴秋野:《唐卡起源及唐卡与唐代画风关系新考》,《美术观察》2006年第9期,第103—107页。凡建秋,(57)凡建秋:《公元10—13世纪藏传唐卡绘画风格研究》,《艺术探索》2009年第1期,第5—7页。熊文彬(58)熊文彬:《西藏罗布林卡藏明代大慈法王像缂丝唐卡再探》,《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154—159页。等学者的著述也与宗教器具有着相关性。

 

2.瓷器研究。瓷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瓷瓶莹净的美丽映现着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在文化方面,入藏瓷器丰富了西藏地区僧俗人众的器用文化,同时也在部分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等方面承载了藏传佛教教义、仪轨等”,(59)张婧文:《明清入藏瓷器与汉藏文化交流》,《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32页。这些器物详尽地印证着汉藏文化的交融。赵宏,(60)赵宏:《藏传佛教对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影响探讨》,《陶瓷研究》1998年第3期,第42—45页。吴明娣,(61)吴明娣:《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107—116页。达哇彭措,(62)达哇彭措、朱德涛:《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第209—215页。徐杰妤、吕子青,(63)徐杰妤、吕子青:《从汉藏文化融合看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藏瓷的定制——以西藏博物馆明清瓷器精品展展品为例》,《中国陶瓷》2017年第6期,第72—76页。张婧文(64)张婧文:《明清入藏瓷器与汉藏文化交流》,第127—133页。等学者的文章,集中阐释了瓷器对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和不断巩固的文化贡献。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瓷器充分反映了双方文化生活的嬗变,以纹饰变化记述汉藏文化交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3.其他相关研究。还有一些从汉藏文化交融的视角出发,观点新颖、领域较新的器具研究。例如,吴明娣、洪继昱(65)吴明娣、洪继昱:《藏传佛教法螺与汉藏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第190—198页。以传世的元明清藏传佛教法螺为主要依据,从形式、表现题材和精神意涵三个方面对法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流变脉络加以梳理,指出不同时期的法螺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的民族和睦、友好共处的深刻含义,是汉藏艺术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何毅华(66)何毅华:《汉藏文化交融视角下的阿西黑陶酥油茶壶研究》,《四川戏剧》2017年第6期,第118—120页。将阿西黑陶酥油茶壶作为文化交融的缘起进行讨论,反映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内容和结果。王慧(67)王慧:《汉藏文化交流影响下的清代西藏织毯艺术研究》,《中国藏学》2018年第4期,第142—147页。通过对织毯艺术的研究,指出汉藏文化在交往交流中的选择性交融,认为其中蕴含着藏族人民生活与汉文化结合后的嬗变,沉淀着汉藏文化交融的内容与深远意义。

 

(三)以人物生平为纽带

在汉藏文化的交流历史中,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起到过重要的纽带意义。他们以自身在政治、宗教、社会领域的个体影响力,为双方文化交流创造不同程度上的助推动力,构筑起持续性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这些人物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中既包括汉族也包括藏族及其他民族,相关研究以人物所处时代划分。

 

1.唐蕃时期人物。自唐朝起,汉藏文化交流迎来第一个高潮。文成公主入藏“成为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开端之举,掀起唐蕃文化交流的潮流。”(68)石硕、邹立波、黄博等:《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页。石硕、刘欢认为,“此前在学术界关于文成公主的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她在藏汉文化交流上作出的贡献,肯定文成公主在中原与吐蕃之间所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69)石硕、刘欢:《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8页。子元(70)子元:《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民族研究》1960年第3期,第38—41页。对文成公主促进汉藏两族友谊关系的历史功绩做出了中肯评价。张云侠(71)张云侠:《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城公主》,《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93—107页。指出,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先后入藏,促进了汉藏两族人民之间血肉相连的亲戚关系和极其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尕藏才旦,(72)尕藏才旦:《再论文成公主进藏对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及其精神的延续》,《西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72—78页。石硕、刘欢(73)石硕、刘欢:《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第18—22页。等则从文成公主在西藏受人尊敬的历史形象出发,充分肯定文成公主在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杰出贡献,表明了汉藏文化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管·法成是唐蕃时期著名的大译师,王尧(74)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文物》1980年第7期,第50—57页。通过历史考索,清楚地介绍了他的家族背景、人生轨迹和翻译著作,高度赞誉了他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中的积极作用。此外,旺多(75)旺多:《管·法成对汉藏佛经翻译的重大贡献》,《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34—136页。也对管·法成的文化交往贡献作了评价,认为他对汉藏佛经的翻译代表了藏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可和重视。

 

2.元、明、清时期人物。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往开始进入了速进期,写下了汉藏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但学界对宋代汉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相当缺少,应重视起来加以探析,因为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不是阶段性的过程,而是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

 

元朝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西藏正式纳入元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八思巴身上。张云(76)张云:《在朝廷与西藏之间:八思巴的双重角色与两套话语》,《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第41—49页。指出,八思巴在被封为“帝师”后,开始掌管国家的佛教与西藏地区事务,为藏传佛教文化在宫廷与民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成凯文(77)成凯文:《西藏政教首领在元朝大一统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第35—41页。指出,以八思巴为首的藏传佛教首领在元朝大一统进程中的精神支柱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大批民众,成为具有政治、社会意义的精神文化符号。

 

明朝时期,统治阶级上层对于藏传佛教的接受程度远超前代,尤其是皇帝的信仰更是藏传佛教文化在中原大规模传播的重要推动力。才让发表的关于明朝历代帝王与藏传佛教关系的系列文章,(78)才让:《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40—46页;才让:《信仰与扶持——明成祖与藏传佛教》,《西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33—40页;才让:《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第14—19、100页;才让:《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23—30页。详细例证了明朝历代皇帝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推崇,反映了藏传佛教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能直至国家领导人层面,而国家领导人的宗教活动与国家治藏政策的交相呼应也是研究重点,为汉藏文化交流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何孝荣在此方面也颇有研究,其发表的系列文章《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79)何孝荣:《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9—137页。《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80)何孝荣:《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第61—68页。《论明宣宗崇奉密教》,(81)何孝荣:《论明宣宗崇奉密教》,《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7期,第84—92页。论证了明朝历代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推崇,对京城封授、供养藏僧、举行法事、自称法王等崇奉行为进行了描述,并指出这些举措客观上推动着藏传佛教文化在北京等地的传播。

 

清朝时,汉藏文化交流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为统治者所重视。王尧对清代学者工布查布翻译《大唐西域记》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肯定,认为工布查布“沟通汉藏文化,增进人民情谊,其功厥伟”。(82)王尧:《〈大唐西域记〉藏译本及译者工布查布》,《法音》2000年第12期,第24页。李顺庆、乔桂红(83)李顺庆、乔桂红:《工布查布与清代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五台山研究》2021年第3期,第3—8页。指出,工布查布以其语言文字优势在汉藏佛学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对促进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邓建新(84)邓建新:《论藏传佛教章嘉活佛系统的社会功能》,《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第63—67页。梳理了历代章嘉活佛的事迹,着重分析三世章嘉活佛所做的历史贡献,指出三世章嘉活佛不仅对清代佛教事业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同时对汉、藏、满、蒙等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推动作用。陈庆英,(85)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121—130页。肖雨(86)肖雨:《五台山著名高僧章嘉若必多吉》,《五台山研究》2003年第4期,第28—32页。等学者也以文化交流的视角对章嘉活佛的生平进行了梳理研究。

 

3.民国时期人物。黄夏年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当时的民间力量作为一种补充对汉藏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87)黄夏年:《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第76—81页。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太虚、能海等高僧大德掀起了汉藏文化交流的热潮,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关研究集中于近代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的爱国事迹和人生轨迹定位。王海燕(88)王海燕:《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95—200页。着重对九世班禅大师内地弘法经历进行了梳理,认为班禅大师促进了汉藏关系的纵深发展,其行为在文化意义之上更是有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文厚泓(89)文厚泓:《九世班禅内地传播藏密记略》,《五台山研究》2015年第3期,第20—23页。对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弘传藏密的引领作用进行略述,指出其掀起了藏密东传运动的热潮,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及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德光(90)德光:《汉藏文化视域下的能海法师》,《佛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287—294页。对能海法师两次入藏学法、创立大般若宗、融摄汉藏佛教的人物行为做出了历史定位。邱熠华(91)邱熠华:《康萨仁波切与能海法师的师徒往事——兼论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西藏研究》2016年第6期,第17—27页。以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视角,对能海法师两次入藏随康萨仁波切学法等史事进行了梳理,探讨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意义。王海燕(92)王海燕:《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第7—12、18页。从佛教信仰与社会现实出发,对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的汉藏文化交流意义进行了微观分析,认为其对汉藏佛教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指引。德吉梅朵、喜饶尼玛对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内地传法活动进行了归纳梳理,指出宗教因素在汉藏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全面考量和解读基于共同宗教因素前提下的汉藏文化交流借鉴的缘起、演进及历史功用”。(93)德吉梅朵、喜饶尼玛:《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58—65页。哈尔哇·嘉木样洛周(94)哈尔哇·嘉木样洛周:《法尊法师对近代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贡献》,《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第14—19页。从法尊法师的生平论著和译著出发,探讨法尊法师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与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白正梅(95)白正梅:《法尊法师与汉藏文化交流》,《佛教文化》2004年第6期,第63—64页。对法尊法师一生为汉传佛教的振兴和汉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做出中肯的评价。还有围绕喜饶嘉措大师进行的讨论,如王海燕(96)王海燕:《民国时期喜饶嘉措汉藏文化交流活动研究》,《中国藏学》2020年第4期,第134—138页。从历史记载中的讲座、演讲、政案出发,对喜饶嘉措大师加强民族团结和汉藏文化的交流传播、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的贡献做出了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扎西才旦、喜饶尼玛(97)扎西才旦、喜饶尼玛:《略论喜饶嘉措大师对藏汉文化交流的贡献》,《中国藏学》2015年第3期,第350—356页。则是以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喜饶嘉措大师在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历史功绩做出了梳理评述。

 

(四)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

在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能够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文化形式还包括文学诗歌、绘画音乐、体育娱乐等。不同的文化形式不仅涵容了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形象地表达和印证着双方交流的民族情谊,是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友爱,共建汉藏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

 

1.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是各民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汉藏文学作品的交流,在精神上沟通着两族人民的感情,加深了汉藏两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渊源。魏强(98)魏强:《从文学看汉藏文化交流》,《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第114—119页。从藏族文学的角度探讨汉藏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对唐朝两位公主入蕃后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着重介绍。与此类似,李琪美,(99)李琪美:《从唐代的诗歌看唐蕃古道上的藏汉关系》,《西藏大学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28—32、27页。马小燕、马梦倩(100)马小燕、马梦倩:《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书写——以西藏汉语长篇小说为考察》,《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28—33页。等学者的文章,同样从诗歌文学角度反应汉藏文化交流的内容,是汉藏人民情感交流的诗性写照。

 

2.绘画艺术研究。绘画艺术是反映汉藏文化交流情景的窗口,杨嘉铭(101)杨嘉铭:《噶玛噶孜画派绘画基本特点论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7—22页。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了噶玛噶孜画派对于藏传绘画与汉地画风的高度整合。邵竹(102)邵竹:《汉藏美术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40—42页。详细考察汉藏美术创作的相似与差异,认为其中不仅体现着绘画艺术中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烙印,同时也显示出汉藏两族在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性特征。此外,王筱燕(103)王筱燕:《藏族佛画艺术对汉族美术的吸收与借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66—68页。对藏族佛画的色彩、装裱形制以及画面背景塑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解析其中对汉族绘画艺术的吸收和借鉴。

 

3.音乐艺术研究。藏族作为喜爱音乐的民族,其音乐风格充分反映了本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民族音乐文化在交流与融合后的多元化,彰显了藏族对音乐的理解与共存。毛继增,(104)毛继增:《藏汉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8页。沈雷强,(105)沈雷强:《唐蕃时期藏汉民族间音乐文化交流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8期,第197—200页。田联韬,(106)田联韬:《藏族音乐文化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之交流、影响》,《西藏艺术研究》2002年第3期,第17—28页。陈霓(107)陈霓:《拉卜楞寺佛教音乐对汉族音乐的保存与流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37—39页。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皆反映出在汉藏文化交融过程中音乐艺术所发挥的重要沟通功能。

 

4.体育娱乐研究。藏民族体育文化和娱乐文化不仅是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藏民族风俗的重要体现。王尧(108)王尧:《藏汉文化考述》,第159—166页。考证了马球的起源问题,举例说明马球作为一种体育文化在唐蕃之间的流行。阴法鲁(109)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第41—43、87—88页。通过对马球流传的探赜,指出在中原文化大量输入吐蕃的同时,吐蕃文化对中原文化也颇有影响。而李运(110)李运、陈斌、刘坚:《从汉藏文化交流看藏围棋的文化变迁》,《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第2期,第88—91页。则通过对藏族围棋和中国围棋形式、技术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二者的相似之处,指出围棋文化在民族交流中所形成的耦合性特点。王尧(111)王尧:《枭(sho)、博(sbag)考源——西藏民间娱乐文化探讨之一》,《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第121—132页。详解了藏族枭、博的玩法,同时通过语言学分析,将“枭”、“博”二词做了比较研究,从博戏娱乐文化的层面,再现了汉藏文化交流之广泛程度。

 

三、经济之维

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同居住在西南地区的藏族人民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存在着嵌合性的经济互补,而茶马贸易则是两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茶叶事实上成为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渠道”。(112)石硕、邹立波、黄博等:《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第245页。前后相沿千百年的茶马贸易,成为汉藏民族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在促进文化交往、巩固民族关系上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梳理

此方面研究重点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藏经济交往状况、贸易的起始和衰落历史,联系汉藏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关键渠道——茶马贸易,来分析汉藏两地经济、文化往来繁荣的内在原因。相关专著有李明伟的《丝绸之路贸易史》,(113)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发祥的《清代治藏政策研究》、(114)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罗丽的《西藏自治区经济史》(115)罗丽:《西藏自治区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等,对汉藏经济交往历史有所涉及,但大都不是研究中心。陈崇凯的《西藏地方经济史》(116)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突出说明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是此领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专论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文章颇多,如王忠(117)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第53—60页。指出,汉藏民族在重大历史事件作用下加强交往,为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现实基础。景庆凤(118)景庆凤:《从档案史料探究明代的茶马贸易制度》,《档案》2005年第6期,第30—32页。从档案史料出发,对明朝的“以茶驭番”策略和“金牌差马”制度做了详尽分析。邹立波(119)邹立波:《格桑泽仁与抗战时期的汉藏贸易》,《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第156—162页。从格桑泽仁其人其事出发,梳理抗战时汉藏贸易的策略及其意义。陈小平(120)陈小平:《“唐蕃古道”的走向和路线》,《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70—76页。以史料印证茶马古道的发展、演变历程,对它的发起期、繁荣期、衰落期进行历时梳理,着重指出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这条“金道”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文化意义及经济现实意义。与此类似,贾大泉,(121)贾大泉:《汉藏茶马贸易》,《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第74—91页。赵毅,(122)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第64—75页。王冰,(123)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第41、84—86页。王晓燕,(124)王晓燕:《关于唐代茶马贸易的两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42—47页。朴文焕(125)朴文焕:《清代茶马贸易衰落及其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39—42页。等学者的文章,皆对汉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史进行了详尽论证。

 

(二)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意义探析

在此方面研究中,经济贸易对两族人民的价值、意义和交往内容被视为主题。藏族人民通过茶马互市获得茶、绵等生活必需品,这不仅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为藏族人民生活区域内的特色产品找到销路。石硕(126)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49—57页。在结合自身经历的基础上,细致分析茶马古道的演变历史,认为汉藏之间经济的互补性促成茶马贸易的形成与演变,在历史文化和现实交往方面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黄万纶(127)黄万纶:《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58—63页。认为始于唐、成于宋的茶马贸易是唐宋以来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格勒、(128)格勒:《“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第59—64页。张永国(129)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34—40页。在文章中指出,茶马贸易的开展符合汉藏人民的利益,尤其关注茶马贸易对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活动的历史意义。邓前程(130)邓前程:《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功能变异》,《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117—123页。认为,本属于汉藏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茶马贸易发生功能变异,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赋予政治属性。沈祯云(131)沈祯云:《清代茶马贸易制度及其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177—184页。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清代茶马贸易制度未能满足汉藏民族经济交流的基本要求,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汉藏民族的交流。另外,吴逢箴,(132)吴逢箴:《论构成唐蕃友好关系的四个因素》,《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第52—57页。陈一石,(133)陈一石:《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中国藏学》1988年第8期,第34—49页。赵毅,(134)赵毅:《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第59、100—117页。鲁子健,(135)鲁子健:《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第50—60页。李勇军、李双(136)李勇军、李双:《以商促政:国民政府发展汉藏商贸的举措与意义》,《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4—118页。等学者,在研究成果中综合探讨了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经济政策,总结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经验,对处理汉藏民族关系、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有着镜考价值。

 

(三)以地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此类研究带有较为明显的地域中心特色,视角集中在地方性贸易问题解读,如杨江林(137)杨江林:《〈万历合约〉:明末川西边茶贸易与汉藏关系的阐释》,《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第171—176页。便采取一种地方性视角重新解读川西茶马贸易,对《万历合约》内容进行主体性释读和利益分析,以此来反映川西贸易市场中的博弈关系。贾大泉(138)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0—106页;贾大泉:《宋代西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第50—60、116页。通过梳理历代川茶入藏的情况,将茶马互市视为一种“政治商品”,指出其特殊联结作用。陈泛舟(139)陈泛舟:《北宋时期川陕的茶马贸易》,《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40—43页。通过论证北宋川陕地区的汉藏贸易情况,认为统治者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军事所无法达到的政治目的。张莉红,(140)张莉红:《论明清川藏贸易》,《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第83—92页。王海兵,(141)王海兵:《跨越大渡河:明至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场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第108—114页。张楠林,(142)张楠林:《清前期陕甘边地“招番中马”制度与茶马司的兴废》,《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05—115页。刘立云,(143)刘立云:《明清陕藏商道研究》,《西藏研究》2016年第6期,第8—16页。陈崇凯,(144)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第43—48、145页。陈汎舟、刘俊才(145)陈汎舟、刘俊才:《明代川陕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第53—58页。等学者,在研究视角上同样以微观的地方性视角解读了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线索与重要价值。

 

四、生活之维

文化是“生活的型式”。汉藏民族在长期、持续的互动过程与生活实践中,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实现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凝结成为情感相依、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而生活领域也成为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最直接体现。

 

(一)建筑文化

汉藏建筑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以交流结果为立足点,引证汉藏建筑各自存有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双方融合后的杂糅性特征。杨嘉铭、赵心愚(146)杨嘉铭、赵心愚:《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学者参考文献资料,结合实地田野调查成果,概述藏族建筑的发展历程,指出外来建筑文化尤其是汉族建筑文化对于藏族建筑文化的影响。顿拉(147)顿拉:《寺志所载汉藏建筑文化交流实例探析》,《西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2—125页。从寺志文献出发,指出西藏的寺院建筑在拥有深厚的本土特色和佛教氛围的同时,又蕴含着汉族建筑文化的某些表征,尤其是在建筑的选址、样式等方面,体现着汉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而在江道元,(148)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第103—126页。李宇红,(149)李宇红、李云峰:《汉藏文化的融合:藏族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演变》,《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21—123页。龙珠多杰,(150)龙珠多杰:《藏族寺院建筑选址文化探微》,《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第187—191页。邓昶(151)邓昶:《吐蕃建筑遗存所见汉藏文化交流及其内在逻辑》,《西藏研究》2022年第4期,第1—8页。等学者文章中,皆重点论证汉地建筑文化对藏式建筑的影响,以及两者交往下所呈现的崭新艺术风格,这种耦合性的艺术样式只有两族人民经历长久的交往活动才能形成。

 

(二)传统文化

藏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与生产生活实践中,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成为其民族性的重要方面。汉藏传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深刻磨合于各个民族的血脉之中,无形而有影。

 

1.天文历算研究。藏族天文历算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吸收汉族堪舆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阿旺次仁(152)阿旺次仁:《简述藏族天文历算中的汉藏文化交流》,《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108—111页。认为,藏族天文历算在形成完整独立体系的过程中,曾接受黄河流域汉文化的深刻熏陶,体现了汉藏民族历算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关系。颜亮、张玉田(153)颜亮、张玉田:《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汉藏堪舆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西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45—157页。对汉藏堪舆文化彼此间的接触、选择、融合进行历史梳理,指出萨谢文化形态同汉族堪舆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2.民间叙事传统研究。对于汉藏民间叙事传统的研究,以两族人民的生活为根基,以推进汉藏民族友好关系为根本宗旨和归宿,拥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谢红萍,(154)谢红萍:《文化交流视域下民间叙事的本土实践——读〈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6期,第119—124页。莫愁,(155)莫愁:《民间叙事传统与汉藏文化的交融——评〈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2期,第114—117页。王丹(156)王丹:《跨族际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创新——兼谈〈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的贡献》,《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8—202页。等学者的文章,皆依托汉藏民间故事类型的提炼和分析,探讨和解析汉族、藏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相似性及差异性,在围绕汉藏文化关系展开研究的同时,对民间叙事传统的重要价值做出评议。

 

3.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对汉藏民族传统伦理思想及其交流路径的分析,是研究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人们日常生活逻辑中的体现。在藏族伦理思想研究领域,余仕麟(157)余仕麟、刘俊哲:《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余仕麟:《〈萨迦格言〉与儒家伦理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13—16页;余仕麟:《藏族伦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分期》,《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5期,第100—104页。的研究可谓最具有代表性,不仅对藏族伦理思想兴起的背景及其演变的历史作了详尽考述,同时还关注藏族伦理思想与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之间的联系。而熊坤新,(158)熊坤新:《藏族伦理思想发展略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20—25页。陆洋,(159)陆洋:《藏汉传统伦理思想比较——从〈礼仪问答写卷〉和〈论语〉谈起》,《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第49—54页。李蓉(160)李蓉:《中华文化统一体视域下的藏族传统孝道思想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30—36页。等学者的研究,也集中反映了汉藏民族在传统伦理思想上相互交流与融合吸收,尤其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长期以来对藏族社会的影响,不仅导致汉藏传统伦理思想观念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同样也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特征的具体反映。

 

(三)医学交流

汉藏医学的交流是汉藏民族历史友谊的重要见证,对两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黄颢指出,“藏族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161)黄颢:《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21页。他论证了唐蕃时期藏族医学深受汉地医学影响的历史事实,并认为唐蕃和亲进一步加强了医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吐蕃医学的发展。与此相同,黄颢,(162)黄颢:《唐代汉藏医学的交流》,黄福开:《藏医药研究文集》(1992—200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188—201页。黄福开、刘英华,(163)黄福开、刘英华:《吐蕃时期汉藏医学交流史研究》,黄福开:《藏医药研究文集》(1992—2002),第174—187页。丁玲辉,(164)丁玲辉:《略论吐蕃时期汉藏体育与医学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第66—70页。陈强强(165)陈强强:《古代汉藏医药交流述略》,《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4期,第61—69页。等学者的研究,普遍论述了唐蕃时期汉藏医学文化的交往交流,勾画出汉藏医学在历史中不断融合的完整进程,深刻反映了医学方面的交流对汉藏地区民生发展的积极历史意义。

 

五、研究特点和不足之处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学术界集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论文和专著,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热点和特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整体研究特点

国内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倾向于将微观视角与宏观叙事结合,从历史细节出发,探究某种文化承载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发展,注重在长远历史中用联系的眼光来综合认识汉藏文化在发展中的交往交流交融。

 

1.断代研究与通史研究并存。断代研究与通史研究并存的方式,一方面有助于研究特殊历史时期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特殊面貌,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活动作为探讨起点,逐渐扩展至诸多与文化交流具有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完成了前期基础资料的积累,形成了系统丰富、逻辑严密、主题鲜明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该方式又能够从总体的历时性角度对汉藏文化进行整体把握,分析不同文化现象的历史演变进程,既能体现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又能在归纳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基础上构筑成体系的结论。其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汉藏文献资料的甄别与考证,旁征博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去揭开历史的真实面貌。

 

2.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国内对于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研究着眼于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特点及发展历史的探究,强调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性与连续性,涉及涵盖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医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政治学、教育学和体育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发表了质量出众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学者,奠定了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提升了该学术主题的科学性、权威性、重要性。

 

3.微观解读与宏观叙事相结合。微观解读集中对文化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展开研究,分别认识文化交流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延承性,力求从微观现象中归纳出文化交流所体现的内涵。以宏观叙事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微观文化现象,则更加注重其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近年来,学界逐渐关注大型文化交流事件对于民众心理的扣连影响,如唐蕃和亲、茶马贸易、民国时期佛教交流等具有持久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发生过程中,对双方民众公共意识和形神情感的互构,体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合力与张力。

 

(二)不足之处

“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66)习近平:《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第1版。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主线的提出与强调,民族研究也需要更多共融性的倡导,尤其是在文化结构深处的融结点更需要学者们关注与研究。

 

就目前来说,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在我国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实事求是地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学界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实罗列,对其特征、路径尤其是背后的动力还缺乏深入讨论与总结。过于强调历史文献的重要性,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缺乏理论讨论和创新。虽研究角度遍及各个学科,视野宽广,但学术成果较为零散,资料汇编成果不足。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应该加强汉藏民族交融的理论构建与历史文化环境的解构重读,以及民族交流、融合发展的田野实例研究,将理论建构、历史研究、田野调查三者有机结合。这不仅是促进民族地区繁荣和发展的现实要求,也符合我国文明包容的社会环境与和谐发展的基本时代主题。

 

其次,匮乏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考证描述以及对当今时代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相关讨论与研究,对社会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学界的关注重心更多在古代史和近代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政治地位上确保了各民族平等交往的政治基础,以往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民族压迫政策不复存在。随着互联网和交通基建的不断发展,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趋密切,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与倡导应该成为学界的研究主题,要坚持“厚古不薄今”的原则,不仅要在历史上站得住,也要在现时代观未来,现在经历的历史不能等后人去梳理,应使当代人作当代史。

 

再次,缺少汉民族与涉藏地区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研究与探析。研究基本上只涉及两个领域:汉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交往研究、藏民族与涉藏地区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研究,对汉民族与涉藏地区其他民族的研究存在先天不足,研究对象很不完整。这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道路不复平整,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研究压倒了多元性研究,难符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主题。因此必须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转变研究思路,扩充研究对象与研究材料。

 

最后,宗教文化交流是研究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绕不开的主旨。目前学界虽已注意到宗教文化对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但却少有注意汉藏间的文化交流对宗教文化所产生的形变影响和反作用力。应以此为研究中心,汇编整理历史资料,将一些问题推向深层性和系统化,对该研究主题进行深度的理论阐发和历史整合。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167)本报评论员:《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中国民族报》2021年10月12日,第2版。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汉藏等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因此对于汉藏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需要持之以恒,寻生求变。随着更多汉藏文史资料的发掘和解读,研究手段与方法的不断更新,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一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